在一个皇帝、一个女人、一帮吹鼓手的推波助澜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

愈来愈多愈来愈高，也愈来愈离奇：厂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对于九千岁魏忠贤似乎还不满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

。

吕毖《明朝小史》说：“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

历史上“千岁”

、“九千岁”

时有所闻，“九千九百岁”

闻所未闻，距离“万岁”

仅一步之遥，魏忠贤个人崇拜已经达到它所能达到的顶峰了。

如果熹宗不是在天启七年死去，疯狂的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将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是难以预料的。

人们在惊诧之余，必然会问一句：难道是偶然的吗？历史学家批判的锋芒不仅应该触及具体个人的灵魂，而且应该触及一种制度一个时代固有的劣根性。

别以为魏忠贤个人崇拜是历史上的特例。

只有要专制政治的土壤，形形色色的个人崇拜就不可能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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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马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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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心术不止，做事总是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害怕遭到东林人士报复，还不到一个月，急忙辞官而归。

不久，杨涟左光斗诸君子被“阉党”

迫害致死，阮大铖诩诩自矜。

…

《钱谦益马士英》（1）

…

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崇为最高境界，然而文人从政总是处在两难境地，刚直不阿则为当道所不容，曲阿附世则为后世所不齿。

于是乎文人从政的悲剧便不绝于耳。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在文学与史学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

但是，他在明清鼎革之际失节降清，遭到遗老遗少的蔑视，后人也因为非议他的人品，而对他的文品嗤之以鼻。

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却火之偏颇，缺乏客观公允的心态。

人品与文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需要加以分析。

笔者对钱谦益的才华极为欣赏，对他在政坛上不断遭到挫折深表同情，为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士大夫生存状态的无奈，感慨系之。

与那些慷慨激昂的志士仁人相比，钱谦益活得很累，在南明与清初的历史剧变中，显得过于寡断于苟且。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的政治生涯接连不断遭受挫折，而他又非常看重传统士大夫的最高理想——治国平天下，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文人。

这个矛盾始终阴魂不散地萦绕着他，难以摆脱，扭曲了他的心灵。

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钱谦益与东林——作为政客的钱谦益》（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六卷，日本筑摩书房，1970年版，第11—35页），开掘出观察钱谦益政治生涯的一个视角：他一生遭受七次重大挫折。

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及第，出任翰林院编修仅仅几个月，由于父亲病故，不得不回到常熟家乡服丧守制。

这种守制通常是三年，但是三年以后他并没有复出，在乡里整整闲居了十年。

直到泰昌元年他才官复原职，很快又碰到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