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忧患意识，力图以曲折的形式表明舆论的压力，迫使郑贵妃不敢贸然废太子。

这恐怕是朝廷大多数官员的愿望，包括一部分参与会审的官员在内，都不愿在此案中株连无辜的所谓“主使人”

，而铸成大错。

既然抓住了嗷生光，又有刻字匠为人证，案犯又供认不讳，此案便草草了结，是无奈中的上策。

对于皇帝来说，真犯究竟是谁并不重要，把“妖书”

舆论压—卜去才是当务之急。

因此对于生光的处理，他不同意论斩，偏要凌迟以后再枭首示众，着意要造成一种威慑气氛，使后人不敢再在郑贵妃的问题上说三道四。

…

《宫闺大案》（4）

…

“妖书案”

虽然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了结，但是它的政治后遗症，却—长期持续。

上层官僚的派系门户之争愈演愈烈，沈一贯一派与沈鲤一派的矛盾浮出水面，由暗而明。

此后的“梃击案”

、“红丸案。”

莫不如此，拉帮结派，以此为话柄，互相攻击。

正如李逊之《泰昌朝记事》所说：“光庙（朱常洛）在东宫，危疑特甚，有前后妖书事，皆宵小辈窥伺内意，以为神庙（万历）必有易储之举，以此构衅造间，且肆毒朝绅，各剪所忌，而门户主名立矣。”

梃击案

“妖书案”

过后，宫中稍稍安定。

万历皇帝盼孙心切，鉴于皇太子朱常洛的元配妃子郭氏婚后无子，特地下旨多选淑媛，伺候于太子左右。

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选侍王氏生了个儿子（就是以后的天启皇帝朱由校）。

朱常洛有了儿子，意味着万历皇帝有了长孙，照理境况应该有所好转，其实不然。

自从他移居慈庆宫后，与居住于景阳宫的生母恭妃王氏几乎等于隔离。

虽然万历三十四年因长孙诞生，恭妃王氏被册封为贵妃，但王贵妃与郑贵妃的待遇有天壤之别。

等到她病危时，朱常洛才得以前往景阳宫探望母亲。

但见宫门紧闭，一派门庭冷落的景象。

王贵妃大约是常年思念儿子的缘故，眼睛已经近乎失明。

她听到儿子的声音，用手抚摸着，凄楚地说：

“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憾！”

朱常洛听到母亲的心酸话，泪如雨下。

这时屋外有郑贵妃派来的人在偷听，王贵妃若有所闻，对儿子说：“郑家游人在此。”

两人只好默然相对。

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王恭妃病逝。

死去的王贵妃的境遇，折射出活着的太子朱常洛的景况。

王贵妃安葬一年之后，朱常洛遭到心怀叵测者的暗中诅咒，说明他的地位直到此时依然岌岌可危。

万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一个名叫王曰乾的武弁（锦衣卫百户）告发：奸人孔学等人，受郑贵妃指使，纠集妖人，摆设香纸桌案及黑瓷射魂瓶，由妖人披发仗剑，念咒烧符，又剪纸人三个（皇太后、皇上、皇太子），用新铁钉四十九枚，钉在纸人眼上，七天后焚化。

万历皇帝获悉后，愤怒不堪，责怪内阁首辅为何事先没有报告。

内侍太监听到皇上问话，便把早已递进的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奏疏交给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