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七月十四日，抵沪是七月二十一日。

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

见面，即七月二十二日。

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国共产党“一大”

的召开日期在七月二十二日或稍后……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因为第九卷第三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发行”

，所载文章怎么可能是记述在七月一日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

呢？

不过，考证了当时《新青年》的出版情况，误期是经常的，这期《新青年》实际是在八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这一疑义。

以后，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查到一篇极为重要的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者没有署名。

从文中提及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指共产主义小组）在“去年”

成立，而文章又记述中国共产党“一大”

召开的经过，表明此文是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写的。

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

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极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一大”

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

召开的时间：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

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

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

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党员。

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

这里，非常清楚地点出了“七月二十三日”

这个日子。

报告是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写的，对于“七月二十三日”

不会有记忆上的错误。

不过，仔细推敲一下，又产生新的疑问：因为代表们“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

，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会在当天开幕。

陈公博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沪。

很可能，在七月二十三日抵沪的是周佛海——因为当时上海与日本之间通信靠船运，从日本来沪也只能坐船，颇费时日。

何况，他不在东京，而在交通不甚便利的鹿儿岛。

不过，这份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大”

开幕之日绝不可能早于七月二十三日。

详细探讨这一重要课题的是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

他在一九八○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