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首先从文艺领域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7月间，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接近尾声。

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7月14日发表。

毛主席从中苏论战中越来越强烈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修正主义并非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规律性的事件。

因此他到1964年就更加肯定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强反修防修的斗争，从国际斗争联系到国内斗争。

也正在这时，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调整与恢复的任务预计1964年底可以完成。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从农村基层发起的“四清运动”

，就扩展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革命”

。

从1964年夏天起，逐渐形成新的形势。

从人民日报到全国各地报刊，错误的批判从文艺领域批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京剧《李慧娘》开始，逐渐扩大到其他意识形态领域。

杨献珍的“合二为一”

、周谷城的时代精神、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孙冶方的价值法则观等等，都成了吹毛求疵、颠倒是非的批判的对象，而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讨论。

这些错误的批判，都同康生有关，他当时是中央理论小组组长。

1964年底，江青约中宣部5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臻和我）座谈，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批判10部影片。

我记得，她要批判的影片有《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兵临城下》以至《白求恩》等。

当时大家都没有同意，认为要慎重考虑。

事后江青就到上海去，上海报纸就陆续批判这些影片，全国其他地方也相继仿效。

在这样压力下，中宣部被迫要人民日报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铺子》。

鉴于这些错误的批判有大泛滥之势，中央书记处于1965年3月初开会讨论此事。

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都主张赶快“刹车”

，学术讨论要“降温”

。

之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艺作品。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先后开辟了许多专栏，继续宣传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如设计革命、为革命做生意、组织工业生产高潮、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王杰、学习焦裕禄、县委革命化等等，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发难的信号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甚至连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事先也毫不知情，上海文汇报突然于1965年11月10日抛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由于姚文的后半部武断地认为该剧借古喻今，联系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

、“翻案风”

，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攻击，而且还提到吴晗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的文章。

我不同意姚文元的这些观点，不同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认为这样联系就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

我请示彭真同志（当时小平同志去西南三线视察，中央书记处由彭真同志主持工作）如何处理，他说要商量商量。

我陪斯特朗去上海参加为庆祝她八十寿辰的活动时，在毛主席给她祝寿的宴会上，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如何处理。

因为我当时认为此事与毛主席无关，既已请示中央书记处，就无须打扰主席了。

直到周总理在为斯特朗祝寿后从上海回到北京，才决定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语，经彭真同志和周总理审改后于11月30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