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既要防“左”

，又要防右。

现在宣传上的困难在于过去公布了一些虚夸的数字，因而一直很被动，要变被动为主动，得有一个过程，因为实际工作的转变要有一个过程。

政策方针和计划指标已经确定，这是转变的前提，但还得有时间落实和贯彻。

所以我们在宣传上只能逐步地转，逐步地讲，不能一下子和盘托出。

从对外宣传上说，还要考虑一些兄弟党过去一直为我们说了许多好话，如果我们一下子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会使兄弟党很被动。

1956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党被动，又被敌人利用，我们不能那样干。

中央报纸也好，地方报纸也好，在宣传中要有对敌斗争观念，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在报纸上捅出来。

第三，关于工作中的缺点，在宣传上应该讲这些缺点已经或者正在怎样改正，从这样的角度上宣传。

不能把所有缺点都讲出来，只能讲百分之一，讲典例的、有教育意义的。

这是我们历来的做法。

因为我们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点只是支流。

比方说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强调数量是必要的，没有数量，质量无从说起。

我们从无到有，开始只能着重数量，有了数量以后就要抓好质量。

过去我们的缺点是只抓数量不抓质量。

报道缺点不能用纠偏的态度，不能泄气。

不能给群众泼冷水。

当然，在讲缺点过程中，一点不泄气也困难，泄了以后可以再鼓。

从全局来讲，主要还是鼓劲。

第四，根据过去10年的经验，经济建设是波浪式地发展的，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

发展的速度不可能年年一样。

因为人们做计划、订指标不会一下子就完全客观实际，不可能那么准确，总会有多有少、有快有慢。

上半年慢了，下半年就快一点。

上半年快了，下半年就慢一点，这是合理的，正常的。

但是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应该预先估计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尽可能预作安排，这样就可以避免大起大落、大波大浪，避免经济工作的严受失调。

去年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

一般说，当时估计增长19％是可能的，但再高的增长究竟能够达到多少，这就心中无数。

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及其后的大失调，我们就可以认真地研究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速度究竟怎样才适当。

平衡是运动中的平衡，运动的幅度究竟有多大才比较合适，这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的问题。

犯了错误，可以取得教训，可以把事情办得好一些。

去年的经验教训是全民性的、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宝贵的。

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就是最大的成绩，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少奇同志的讲话，主要是谈宣传问题，也涉及对去年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总的分析。

不要务虚名得实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