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流行扶乩术，这是一种以紫姑神作预测的迷信活动。

扶乩的方法是在沙盘上用乩笔写字，根据图形作预测。

第一次穿鼻之战后，清朝有的将领不是积极从事战备，而是请仙降乩。

佚名氏《英夷入粤纪略》记载：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英逆蠢动，督宪五营公馆干总某请仙，仙降乩云：“正月平平，二月罹兵，三月又平平，又三月不宁，四月虚惊，五月鬼去，六月康宁。”

后来正月无事，二月初四、五日，逆功横档、亚粮鞋、威远、精远、虎门诸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公天培、碣石镇标都司署水师提标游击麦公廷章皆战死，炮台尽为逆所据。

这条史料所载扶乩事，预测了1841年上半年的时事，所涉虎门之战，多有附会，有待另外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拥有重兵的堂堂千总竟然请仙降乩，实在不应该。

无独有偶，比起这位千总，当时还有更加愚昧的高级官员。

身为清军主帅的杨芳、奕山、奕经、文蔚等先后被道光帝派往广东、浙江主持军务，他们身负一国之托，却视军事如杂耍，溺泥于迷信，不按科学办事。

先说杨芳，他是晚清的一个能臣，比起其他官吏更有方略，但也有不可饶恕的糊涂之举。

鸦片战争中，他由湖南提督升迁为参赞大臣，于1841年3月先于奕山到达广州。

经过一番考察，他错误地认为洋人的枪炮实为邪器，我方只有以臭秽之物才可制之。

据此，他设计了一套“以邪制邪”

的战术。

《清稗类钞·讥讽类》记载云：

道光壬寅（按应为辛丑年），果勇侯杨芳为参赞，慑于英舰之炮利，下令收粪桶及诸秽物为厌胜计，和议成，不果用。

有人作诗嘲之曰：“杨枝无力受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杨芳广贴告示，搜集全城的粪桶和秽物，载于木筏之上，顺水漂流，希望用臭气熏走侵略军，这种战术，古今中外实为罕见之愚蠢的一例。

所谓厌胜计，就是用巫术镇伏邪祟的一种迷信活动，有厌禳、厌魅、厌断、厌服之法。

它早就被王充以来的历代唯物论思想家所唾弃，竟被清朝大员用到近代战争中，令人啼笑皆非，这个丑闻，在近些年出版的有关鸦片战争史的著作中大多避而不谈，似乎认为出自野史，不太可信。

然而，我认为还有史料可以佐证：

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

（当时的民谣）琦侯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

城隍庙大将建星坛，怡和行长孙遭雷击。

（载《鸦片战争资料》三）

这个杨芳，早在嘉庆年间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镇压林清、李成起义时，是一员得力干将，因功封为果勇侯。

而要他对付外侮时，却“实无经济”

，求助于马桶、草人、道场，怎么可能不打败仗。

不过，杨芳一直主张抗击侵略者，比起投降派要强得多。

考究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类似杨芳的这种愚昧在清军营中司空见惯。

如《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清军有赏罚大炮的愚昧行为：

八旗各军之出征也，必携带大小各炮以随，如龙子母、威远、靖远、红衣等者，一一皆备，至驻军之地，克日攻城，或去陈，必于前一夕出各炮于帐前，陈牲酹酒，军主亲诣三揖以衅之。

明日获胜，则披红鼓吹迎之归，随释折奏请赏给神威将军、神威无敌大将军、天佑助威将军、天佑助威大将军、武成永固大将军诸封号。

败则牵之以回营，每炮棍责一百或八十，多至八百一千。

即诸炮受封后，再出战败，枚责亦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