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西，你知道我为什么说犯罪心理师这职业可悲吗？”

“啊？不知道。”

艾西听麦涛讲述三年前的悬案，听得正过瘾，冷不丁被这么一问，顺口答道“你说吧。”

“嗯。”

麦涛招招手，酒保又添上了一杯，两人已从喝咖啡变为喝酒，并且都有些醺醺然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区别，这你是知道的。”

“嗯，西方人讲究推演，而东方人讲究总结。”

“推演就是由a推导出b，然后再推导出c的过程，这种逻辑过程相对于总结法来说更为严谨。

不过犯罪心理这门学科有所不同，犯罪心理很难产生合理的推演。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罪犯的头脑有时候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这已经被现代医学所证明。

比如这里”

麦涛指指自己的脑袋“杏仁核，附在海马体末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

医学已经证明，杏仁核与调控情绪有密切联系。

正常情况下女性杏仁核比男性要大，所以女人能控制暴力情绪，而男性控制性较差，一些罪犯则更差，这也被认为是暴力犯罪的根源。

当然了，这些东西你都懂。”

“嗯嗯！”

艾西打了个手势，催他赶紧往下说。

“由于犯罪心理师并非罪犯本身，不可能完全依照罪犯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事物，这就给工作带来了不准确性。

譬如我刚才的分析吧——凶手与被害的女孩密谋，去老太太房中偷钥匙，被发现后失手杀死老太太，随后两人反目——这解释在多数情况下也算合情合理，但对于不同的凶手来说，其实可能的解释会有很多。

谁也不敢排除纯粹夜盗杀人的可能。

“犯罪心理师的工作常常建立在对大量案件的交叉比对、总结其可能存在的联系的基础上。

西方学者也是这么做的，这本身便有悖于西方人的思路。

你见的案子越多，你的经验越丰富，你的判断往往就越准确。

但是这同时就存在一个悖论：如果某一类凶手从未被你抓获，那么你永远不可能了解这类人犯罪的模式，因此你想要抓到这类人，就必须碰运气。

即使你侥幸抓到他，也很可能错误地将他分到了其他类别里。

“西方社会中死刑较少，这意味着学者有大量的时间对已被抓获的犯人进行追踪研究。

并且fbi这样的组织实际上由中央调控，他们也有权限插足地方的罪案调查。

咱们国情有别，某一类别的案件也许成百上千件，但是我无从查证。

即使我找到了，罪犯也许在好多年前就被执行死刑了。

更何况大量的卷宗让人很少进行交叉研究。

于是，国人搞犯罪心理研究，便不得不借助西方现有的结论，而且是善于推演法的西方人根据总结法得出的结论，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就免不了出错。

“即使判断没错，”

艾西接着说“成功地分析出凶手，也很难抓到他，对吧？”

“是的，本案正是如此。”

回忆起三年前的事情来，麦涛总是那么无奈。

既然已经得出了凶手当夜的犯罪模式，警察局的调查工作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性，然而这个方向只不过是大势所趋而已。

麦涛把嫌疑人的年龄往下压了压，变成十五到三十岁。

因为他觉得，与女孩密谋作出如此案件的人，思维方式应该不够成熟。

警方先是排查了女孩家聘用的家庭教师，这没花多长时间，因为人家的嫌疑很快就被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