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莫里哀笔下的堂璜是个风流公子。

但他首先是个教养良好的人；在惹上寻花问柳这种不可抵拒的习性之前，他一心效仿某种理想的典范，使自己在一个风流俊雅的年轻君主宫中成为备受赞赏的人物。

莫扎特笔下的堂璜则更接近自然，没有那么重的法国味。

他不那样考虑“别人怎么说”

先不说别的，他至少不像都比涅笔下的那个弗奈斯特男爵所说的，想到“自吹自擂”

关于意大利的堂璜，我们所有的就只是这么两个形象。

大概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初期，他所表现的，也就是如此。

在这两个形象中，有一个我是绝对不能介绍的，因为我们的世纪太“一本正经”

了。

我必须回忆我在拜伦勋爵那儿听过多次的名言：“这个虚伪的时代”

这种虚伪是那么可恶，它瞒不过任何人，但它却有一份极大的好处，就是给那些蠢东西提供说词，要是有人敢对某事发表看法，或者对某事表示嘲笑，他们就会忿忿不平。

它的不利之处，是大大地缩小了历史领域。

若是读者有雅兴，允许我作一番介绍，那我就恭敬地说一说另一个堂璜的经历。

这在1837年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堂璜名叫弗朗索瓦-桑西。

之所以出现堂璜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世上存在着虚伪。

若是在古代，出现堂璜这种人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那个时候宗教就是快乐。

它鼓励人们寻欢作乐，又怎么会惩处那些一心追求快乐的人呢？只有政府才实行戒律，对危害国家，当然也是危害所有人利益的事予以禁止。

不过，对可能危害行动人自身利益的事，它并不禁止。

因此在古代的雅典，任何有钱好色的男人都算得上堂璜。

谁也不会对此表示异议，谁也不会认为，这种生活是无边苦海，节制受苦才是功德。

我不认为，古代雅典堂璜会和现代王朝的堂璜一样，迅速地滑向犯罪的深渊。

现代堂璜的很大一部分乐趣，在于与舆论作对，而起初，年少无知的时候，他干这种事，以为只是与虚伪对抗。

在路易十五治下，违犯王法，向一个盖屋顶的工人开枪，把他从屋顶上打下来，这难道不说明，人们生活在君主社会里，有着良好的教养，但也不会把法官放在眼里。

无视法官，这难道不是少年堂璜堕落的头一步。

当今之世，女人不再吃香，所以堂璜一类也就少了，即使有，他们开始也只是把对抗同代人信仰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当作荣耀（他们认为这些思想观念毫无道理），追求一些十分自然的快乐而已。

只是到了后来，堂璜开始变坏以后，他才觉得与舆论，连他本人也觉得是公正合理的舆论作对是妙不可言的精神享受。

在古代人身上，很难发生这种转变。

只是在罗马皇帝治下，尤其是在提比略在卡普里岛大过其奢华荒淫的生活之后，人们才发现一些为了堕落本身，也就是说，为了获得与同代人的舆论作对的乐趣而堕落的浪荡公子。

因此，我认为正是由于基督教，才使堂璜这种魔鬼般的角色成为可能。

无疑，基督教向世人宣称，一个可怜的奴隶，一个罗马的斗士，他们灵魂的权利，与恺撒大帝毫无二致。

因此，应该感谢它引发了一些细腻的情致。

而且，我也不怀疑，这些情致或早或迟在民众中显露。

伊尼特（注：古罗人诗人维吉尔的著名史诗。

）就比伊利亚特温柔多了。

耶稣的教理其实就是与他同代的阿拉伯哲学家的理论。

继圣-保罗宣讲的原则之后带给世人的唯一新东西，就是教会。

它完全脱开了民众，利益也完全相反。

这个教会唯一的使命，就是培养和加深民众的宗教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