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调动不是永久性的，徐先生的父亲总以为他会回到四川的家。

但在1949年后，当国民党逃去了台湾，这一家人就永久分开了。

他们不能交流信件，而徐先生，当时还是小孩，开始了一个漫长而倒霉无助的人生。

“在解放后，他们的生活很艰难，”

孔老师解释说。

“他的母亲头几年就饿死了，因为乡下的情况很糟。

孩子们勉强活了过来，一旦开始上学，又得面对许多迫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台湾。

在文革期间，他们被打成了叛徒，特务。

在那时有黑九类——你知道那些吗？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间谍，走资本主义路线，还有臭老九，那是指知识分子。

你和我都算是臭老九了——现在有时我们老师也互相那么叫，当作玩笑。

“两个孩子没有遭受多少暴力，但他们受到迫害。

主要的意思就是不给他们机会。

如果他们想要读到初中以上，或者在工厂里找份好工作，他们都没机会。

在政治会议上，每个人都批判他们，即便他们都几乎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到了改革开放后，徐先生开始往台湾写信，看看他父亲是否还活着。

1980年的时候，他找到了他——直到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父亲是死是活。

他们开始通信，在1988年，他的父亲回到大陆，探访了他。

他在台北有个好工作，在电信公司——他在那儿的地位跟大陆的高干差不多。

他又结了婚，在台湾分离后，他又生了小孩，包括那个在美国的儿子。

“在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开始改善后，政府开始给我岳父这样的人工作，因为他们受过迫害。

这也是改善关系的一个手段。

所以，1988年，徐先生在电厂里得到一份工作。

当然，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受了太多的苦。

即便今天他也不想谈到文革。”

我想着那个丰都的老人，还有他那扎信。

我在四川的经历常常是这样——我和人们交流摩擦很久，才对于他们过去的混乱经历获得一点点的了解，而正是那些经历使他们成为了今天这样子。

几乎不可能抓得住那些影响到徐先生人生的种种力量，之前的，之后的——战争，台湾的分离，文革；大坝，新城；他在厦门的漂亮女儿，以及她的手机，她的驾驶课。

一个人无助地经历了这全部，从开始到结束，还怎能保持理智清晰呢？

但我想起挂在他电视机上的邓小平像，我记起他的苦相，在喝那瓶糟糕的法国红酒时，他女儿从厦门带来的。

很显然他不喜欢那酒的味道，但他知道那是生日庆祝里昂贵的一部分，于是他担负起义务来喝了，直到空杯。

在那之后他女儿又满上了，他也喝了。

在假日快结束时，我被卷入了一次公众场合下的争吵中，在高顺堂，涪陵上城区的要道。

这事情乃是从抑郁中爆发的，到那时为止，乃是我人生中卷入的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我经常在节日的夜里去那儿吃饭，因为我已经跟几个在人行道上的摊贩熟悉了。

张龙华是我主要的朋友；在白天，他会卖香烟，运营一个收费电话，在夜里，他在一个烧烤摊上卖烤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