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潜力。

有人从街上买了抢，上了子弹，然后放到我们的手中。

在涪陵，酒精总能作为男人行为不当的有效借口。

在头一年里，一次我独自坐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三个喝醉的体育系学生来到我的桌边，嘲弄我，向我大笑。

我想要不理他们，但他们越靠越近，往我身上挤，而笑声越发大起来。

最后我站起来，有一阵好似免不了要开架，但食堂的员工跑过来，把那些学生给推走了。

但他们仅仅做了那个——他们没有记下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告知校方。

他们确保学生离开后，向我道歉，解释说那三个男孩喝醉了。

在他们的眼里，就只需要说那么多了——喝醉的学生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

男人的酒局是偶尔会导致挑衅行为，但我不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它的冗长与无聊。

当我回头看第一年里的那些场面生动的酒局时，当时文学杂志要找我去写关于狄根斯的文章，我把它看作一次幽默的事件，但也看到了许多浪费的机会。

那桌上满是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几乎整晚的所有精力都花在逼赛老师喝酒上，而他并不愿意喝啊。

它让我想到了高中时的PARTY，只不过这些男人都已经四五十岁了。

在第二年的圣诞宴席后，亚当与我终于采纳了和平队最初的建议，拒绝再去参与任何拼酒活动。

但这个决定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没有别人期望我们行为要有责任感，而不去表现出喝醉的傻瓜的样子。

到了后来，这大概成了我对涪陵男人最强的偏见，尤其是上层的男性——一般来说，我看不出有特别高的期望值在他们身上。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极度男性主导的文化，男人获得的自由空间太大，超出了健康值，而在涪陵，这情况变得尤其高调，当男性的自豪感因为赚钱的成就而膨胀的时候。

（何伟这个观察很有意思，从文化教养乃至谈吐举止上，当代中国社会对男人的期望值不高，然而，他们的沉重压力，往往是在赚钱上，在那方面，期望值又可说是过高了。

）

我通常避免和有钱的男人打交道，而有时我忍不住想把这种偏见扩展到所有的年轻男人身上。

这种态度乃是我极力想要抵制的，然而在某个程度上，这是对于涪陵所有针对外国人的骚扰的自然反应，这些骚扰总是来自年轻男性。

我去城里的每一天，都有人对我喊叫，也许只有不到5％的这种嘘声来自女人。

一般来说，这是男人想要显示男子气的结果：如果我见到三个年轻男人朝我走来，我敢肯定其中一个会朝我喊些什么，为了在朋友面前长脸。

在这个道理上，它和美国发生的骚扰情形是一样，总是来自于年轻男性，不过在涪陵，它成为了日常功课。

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出结论，男人给我找麻烦的机率，远远多于女人，而我因此制订了我的习惯规则。

如果我去购物，看见两个人在卖同样的货物，我总是先会去女人那里，因为她骗我或嘲弄我的机率要低很多。

我知道别的和平队志愿者也是这么做的；这是一种偏见，然而它源于生活经验。

所有这些反应与偏见，让我更难去厘清涪陵的两性关系。

我个人的生活就是矛盾的：虽然我本能地学会了对男性更警惕，我却发现我亲密的朋友都是男人，而我和女人在一对一接触时要不自在得多。

如果你是一个外国男性，在涪陵这样的四川小城里，立在你与女人之间的樊篱是很多的，而我回避越过，因为不想惹麻烦。

和平队的工作人员曾经建议我们不要在这些小城里跟人约会，因为人们很容易对外国人大惊小怪。

但即便没有这些建议，我一眼也能看出那问题会很复杂，而我们队里的男性成员都对此态度严肃。

我们这儿有七个男人，而在这两年里，没有一个曾和中国女人发展出什么浪漫关系。

因为这缘故，当地女人总是有些神秘而陌生，也使得“XIAOJIE”

成为进入我们日常英文谈话的第一个中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