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那个峨嵋山上的美国人很白，”

他说。

“他的皮肤那么白，长得那么难看！

但你其实有点黄——你看上去像中国人。

你的皮肤比他好多了！”

那个夏天，所有事情都进行得很好。

我在西安的一所大学学习，课程不是很难，而这城市有许多的公园，我可以在那儿买一杯茶，和当地人聊天。

每天，温度都是摄氏三十五度。

政府好像有一项政策，如果温度到达了三十七度，则所有人都要放假，是以他们总是宣布说官方的温度是三十五度。

我经常骑着朋友的自行车到兴庆宫公园，在那儿要杯茶，向工人们询问气温。

“三十五度，”

他们会说，用报纸扇着扇子。

“昨天的温度呢？”

“三十五度。”

“你觉得明天会是多少？”

他们会转转眼珠子，告诉我去喝我的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什么笑话。

中国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政府来控制气温的国家，虽然两年后，北京的气象台终于开始宣布真实的气温了。

当地的报纸欢呼这一发展，作为是迈向对市民说真话的重要一步，也许它的确是的：今天是气温，明天是天安门事件。

但政府也让大家明白了，放假的政策不过是神话而已，所以新的温度没有带来任何假期。

它只是意味着你知道了到底有多热。

西安的三十五度乃是你能想象的最热的那种，在晚上我没法入睡，但即便是那么炎热的夜晚，这个夏天的一切也都很好。

我的妹妹安吉拉在斯坦福当一名地理学的研究生，被派去新疆做一个暑期的项目。

她来西安和我共渡了一个星期，我们一起看了城市的历史古迹。

我总是告诉人们她是来帮中国人找石油的，而我去四川志愿做教师；这个说法让每个人都很高兴，让我们受到特殊待遇。

那个在兵马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收我们的票价跟中国人一样，把对外国人多收的部分给挥去了，因为我们在中国做着好事。

安吉拉飞去了她的项目工程处，一个星期后，我完成了课程，乘火车去了新疆。

这趟沿着丝绸之路的行程，有四十八个小时，穿过甘肃和新疆的沙漠，而我总是喜欢长途火车的旅行，以及广阔的风景。

我乘的乃是硬卧，在中国的火车上，我最喜欢这个档次。

硬座乃是噩梦，拥挤的农民和民工；软卧又走了另一个极端，干部与吃得太多的生意人，以及外国游客。

硬卧车并不是不舒服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床位——但票价又不会太贵，能让自我认同为老百姓的乘客也坐得起。

跟老百姓们聊天总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在火车上，他们轻声交谈，喝茶，吃着方便面。

在头一天，一个来自河北省的年轻人过来坐到我对面，看着甘肃的山丘掠过窗外。

他二十五岁，在新疆工作了两年，而且他不喜欢那地方。

新疆太走极端了，他说——在夏天太热，在冬天太冷。

他刚刚结束了四个月的休假，而坐一趟四十八个小时的火车旅程回去并不愉快，想到在其结束时要在新疆这种地方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