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马的名字，我想到了江青，在延安嫁给毛的那个女人，而且我意识到我从没见过她的任何照片。

我走向了入口处，一个女人在打毛线。

“毛主席是在这儿娶了江青的吗？”

我问道。

“是的。”

工作人员说。

“你这儿有她的照片吗？”

“没有四人帮的照片，”

她简短回答，然而继续回去织毛衣。

在枣园公园的情形也是如此，那儿有着毛与其他红军领袖住过的洞穴。

刘少奇的洞中有他与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也有与夫人的合影；但在毛的洞里，所有江青的痕迹都不见了。

她是一个历史上的复杂人物，而所有关于她的历史都被清除了，留下的洞穴，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张床，一个澡盘，一个书架，石头地板。

在入口前方，游客们可以穿上灰色的战争制服，拍下照片。

少女们格格娇笑着，爬上马，挥舞手枪。

我碰到了一个来自西安的，四十多岁的铁路技师，他说来这里是为了给他的女儿上一堂革命教育的课。

她才八岁，留着麻花辫，穿双纪念香港回归的塑料拖鞋。

“年轻的人不知道革命，”

她父亲说。

“我们这一代人知道，所以我带她来学习中国的历史。”

他问我美国人对革命怎么想，我回答说大多数人不了解它，这是最安全的回答。

当外国人说道他们不了解中国，人们总是挺高兴。

技师和我聊了一会儿，然后，作为结束交流的礼貌方式，他严肃道，“我们两个国家走了不同的道路。

但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是的，”

我说。

“我们应该忘记过去的问题。”

在涪陵与延安这样的小地方，我的很多随机的谈话都以如是告终；人们觉得有需要来总结中美的关系，好像这么一次随意的谈话有着重大意义。

通常，这是他们第一次和一个美国人说话，这就使得我们的互动的时刻变得不寻常。

我喜欢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如是打发时间——每次随意的交流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我的聊兴不错，于是我坐在了公园的一条长凳上。

没几分钟，一个老人瞥见了我，赶紧过来。

他告诉我他曾是延安红军的一个老兵，当听说我是美国人时，他微笑了。

“感谢你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帮助，”

他说。

这不是我第一次为我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感谢了。

重庆的的士车司机特别喜欢表达他们的谢意，而我给了老人同样的回答。

“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