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鸦片战争

我从安妮那儿了解到了邓小平的死讯，她是我的一个学生。

我刚刚休假回来；现在是旱季的中段，乌江的水面很低。

孩子们沿着河岸放着风筝，春节后，中国到处都是这个景象。

二月20日，我注意到教学楼降了半旗。

但我没有多想，直到我去安妮那儿拿备用钥匙，她住在楼下，帮我看房间。

“你听说发生的事儿了吗？”

她问道。

“在学校这儿？”

“不，在北京，”

她说。

“邓小平死了。”

我说我很遗憾，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死的。

“昨天。

他们在今天中午前的电视上播报了。

我听到的时候，很想哭。”

她边说边笑着，但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笑容，给内心深处的情感戴上了面具。

那些笑容可以隐藏很多的情感——尴尬，愤怒，悲伤。

当人们如此笑时，仿佛所有的情感都被紧紧包住，挪去了它处；有时你能从眼里瞄到一点，或者嘴角，或者前额上的一缕皱痕。

安妮有着高颧骨，深酒涡，而今天，我能从她脸上察觉到一丝伤心的痕迹。

“葬礼在星期二，”

她说。

“课程会取消。”

“噢，”

我说，“他活得很长。”

“他九十三岁。

我想今天中国的每个人都很伤心。

特别在四川这儿——你知道邓小平是四川人。”

她又一次笑了，不过现在酒涡里的悲伤转为了骄傲。

我取了钥匙，谢过她，转身上梯，回了房间。

我想到了安妮的父亲，那个文革期间在四川煤矿呆了八年的数学教授，而我也知道邓小平在同一期间遭受了相似的苦。

他两次遭到清理，他的儿子神秘地从高楼的窗户里摔出，瘫痪了，在一次红卫兵的审讯中。

然而邓小平挺了过来，带领国家走出文革，而安妮父亲这些人的平反也是他负责的。

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像邓小平那样的。

他的形象毫不傲慢；他的个头矮小，在年轻时，也从未像周恩来和毛泽东那样俊朗。

他在重庆东南部的乡下长大，在那里，他养成了一个农民的品位和习惯。

他的吐痰是著名的，至少在海外——几乎所有的外国描述都提到他在重大会议期间，大声吐痰。

但他有中国人说的“吃苦”

能力，而且他有一种务实，坚定的智慧，那就是他将中国从灾难性的国营经济中扭转过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