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北之战是汉朝对匈奴汗国最重要的一战，汉军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出征将士十损七、八，但摧毁性地打击了匈奴势力，使其再也无力大举南下。

从此，匈奴远远北逃，瀚海沙漠以南再没有王庭，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持续了40多年，从根本上摧毁了匈奴的军事和经济基础，使这个庞大的汗国走向了衰落。

后世汉朝皇帝也一直坚持对匈奴的打击方针，200年后，匈奴残部在漠北不能立足，只得向西流亡。

公元四世纪时，终于侵入黑海北岸，引起推骨牌式的民族大迁移。

原住在黑海北岸的西哥特部落，向西侵入多瑙河上游；原住在多瑙河上游的汪达尔部落，向西侵入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面对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野蛮民族，无法抵御，而终于沦亡。

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不但解除了汉王朝的边患，也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使汉朝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化成就向四方传播，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也推动了东西方间的文化交流。

著名的“丝绸之路”

从此通向远方。

这场战争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极大的骑兵作战，对后世的军事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

卫青，霍去病二员名将从此名垂青史，成为汉民族的骄傲。

英雄造就了时势，时势也成就了英雄。

一方面，汉武帝时代，汉朝确实具备了主动出击的经济实力。

汉高祖时期，天子的车都凑不齐四匹一样颜色的马，将相外出乘牛车。

汉朝屡屡受害于匈奴，却只能选择和亲。

经过“文景之治”

，汉武帝的政策已经具备了多种选择的条件。

另一方面，汉武帝的决策无不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相同的外部条件，换一个皇帝，决策也许就完全不同于汉武帝。

除性格原因以外，公羊学对汉武帝的影响也很大。

公羊学是儒家中与法家结合得比较紧的学派，它讲究的是“大一统”

、“尊王”

，还有就是“大复仇”

。

所谓“大复仇”

，就是后代对于先辈的耻辱，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复仇。

黄朴民认为，汉武帝时代，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汉朝的盛大，不仅表现在物质文明上，更表现在精神状态上。

不要说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将军，就连社会底层也不乏郭解这样的“豪侠”

，连司马迁这种黄老出身的文人，也胸怀天下，锐气逼人。

那是中国人精神锋芒外露的年代，是野性昭彰的年代，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天下绝不仅有汉武帝一个英雄——彼时英雄如潮，汉武帝是浪尖上最炫目的一朵浪花。

汉武帝是具有世界情怀的中国人，所以他才得以从文化心理上、从基本疆土上确立了中国人是中国人。

后来历史沧桑，我们的民族性中，野性成分越来越少了。

撇开道德判断而言，一个民族毕竟是需要积极进取精神的。

斗鸡博弈中的公鸡有两个行动选择：一是退下来，一是进攻。

如果一方退下来，而对方没有退下来，对方获得胜利，这只公鸡则很丢面子；如果对方也退下来双方则打个平手；如果自己没退下来，而对方退下来，自己则胜利，对方则失败；如果两只公鸡都前进，那么则两败俱伤。

因此，对每只公鸡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对方退下来，而自己不退，但是此时面临着两败俱伤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