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礼仪和刑罚上都和汉人同等对待。

可惜的是，靠牺牲普通旗人的利益来消除革命威胁，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下一节《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1）

张之洞和刘坤一在《江楚变法三折》的最后一片中，专门提到办理新政需要筹集巨款一事，果然是有先见之明。

事实上，无论办什么事情，不管你报什么样的美好愿望和善良动机，没有钱终究是什么都办不成。

你说你搞新政，练军队，办实业，兴学堂，还有警政、地方自治什么的，好不好？好得很！

但钱呢？

清末新政的推行，需要大量的经费作保证，可惜又遇到时机不好，庚子年事闹下的巨额赔款，压得清廷喘不过气来。

但是，“不变亦亡”

，清廷也只得拆东墙补西墙，清理财政，广开财源来竭力维持了。

据周育民先生在其著作《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里的记载，1903年清廷的财政收入为10492万两，支出为13492万两，当年赤字3000万两；到了1910年，累计的赤字已达8000万两，而后一年（1911年）的预算收入为29696万两，预计支出为33865万两，当年预计赤字高达4000万两。

我们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清廷最后十年的财政收入剧增，但支出的数额却更大，这和赔款及新政有着莫大的关系。

办什么事情都要钱哪！

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按编练36镇的计划估算，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5400万两，而当时朝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

结果除了袁世凯的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划，或者根据就是有名无实。

袁世凯完成任务，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北洋新军负有拱卫京师之责，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

为此，当时还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缩减、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它的财政收入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速度增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筹款，清廷只能向下摊派，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紧了，只能层层转移，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

原本为镇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厘金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

据清史稿的记载，当时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以前所没有的，恐怕也是清末新政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

如袁世凯督抚直隶期间规定“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

，这便是一例。

由于税收加重，老百姓也是苦不堪言。

当时因为推行新政、增加摊派而引发的民变事件也为数不少，如各地毁厘卡、抢米风潮、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给新政的铺开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如1901年无锡发生的毁学事件，当时因为新建学堂需要经费，地方官决定米行所纳庙捐转归学堂，由此触犯了部分米商的利益，结果在他们的煽动下和指使下，数座学堂被毁。

这事后来还惊动了江苏巡抚端方，在他的干预下，学堂才得以重建（详见赵利栋：《新政、教育与地方社会的变迁：以1904年无锡毁学案为中心》）。

由于经费不足，很多地方的学堂办不下去，一些偏远山村的文盲率反有上升之势（废科举对私塾的打击也是一部分原因）。

（未完待续）

四、财政问题难解决，兴办实业是根本（2）

（接上文）

当然，办法总是有的。

由于当时的财政紧张，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便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