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联想与计算所整合计划中止，我便不再兼任计算所的副所长，所长兼联想研究院院长高文也转到科学院研究生院做常务副院长。

联想研究院由贺志强出任院长，重新组建，我亦不担任其中的职务。

这件事情，曾在媒体上引起了震动，被提升到企业家为什么难以和科学家合作的高度。

在工作上取得一些成绩，并且有机会时常在媒体上露面之后，很多新结识的朋友称赞我当初回国〃有眼光，有远见〃，甚至有在国外工作的同学和朋友对我表示羡慕之意。

回忆…说不清的承诺

其实，我在1992年回国的时候，没有人会料到再过七八年，在美国股市崩溃前后，会形成一个留学生回国的风潮。

我们这批公派留学生，选拔工作开始于1989年之前，动身于1989年之后。

〃对中国而言，派遣留学生从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一个民族的忍辱负重，发奋图强…这是今天的留学生仍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钱宁，《留学美国》）

1990年8月初，我在国家教委奖学金的支持下，作为清华派出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到悉尼大学学习。

1992年8月下旬，当我结束了两年零两个星期的留学生活，登上国航航班的时候，我心里对未来将会怎样，一点概念也没有。

两年的留学生活，我带回来的只有用英文写好的博士论文和几篇在国际刊物和会议上发表的文章，没有外国永久居留权也没有悉尼大学的学位。

回国前，我的导师marwanjabri让他两个新来的博士生找我，就他们的博士研究方向来向我征求意见。

marwan也非常希望我还能再回来，并把邀请我来做研究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在我决定回来的时候，一个通过互联网认识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曾认真地问我：〃你真的就这样回去不再出来了吗？〃我告诉他是的。

他问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当时我实在难以清楚地解释，便半开玩笑地告诉他，我这个人比较认命。

此生生为中国人，就打算认认真真地做一个中国人；如果我这一辈子中国还是没有大的变化的话，我下辈子一定直接投胎到美国去，也省得办绿卡了。

后来看到钱宁写的《留学美国》一书，在书中，他对自己回国的原因是如此描述的：坐在飞机上飞越太平洋上空时，我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回国呢？我感到很难回答。

在我，那只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好像有一个承诺要完成。

1992年8月，我从冬天的悉尼回到仲夏的北京，当老朋友见到我的时候，几乎都相当惊讶地问同一个问题：〃你怎么回来了？〃开始我只是应付，后来这个问题问多了，我便不自觉地开始理性地思考其中的答案。

作为国家公派人员，按时回国自然是理所应当，不过这确实不是我回国的最主要原因。

当朋友们不断提问的时候，我常常会回想起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们。

扪心自问，自己如果有一点本事的话，绝不敢认为主要是自己奋斗的结果。

我一直认为我能有今天，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的小学班主任李秀云老师教了我四年的时间。

那时中国尚在文革时期，带领我们这些小孩子〃批林批孔〃自然是必须的活动，但难能可贵的是，在文革的环境下，对于我们的课程学习，她一直紧抓不放。

在我们升入四年级以后，每次考完试，她都会用红纸把我们的成绩公布在教室的墙上。

在成绩单的上面，是〃比学赶帮超〃几个大字，以此来督促我们好好学习。

这让我初步懂得了人应该守〃本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当时要求我们这些学习好的同学，要定点地帮助学习不太好的同学。

这一做法在尚处童年的我心中，种下了互帮互爱的种子。

由于经常给同学讲解，一个意外的效果是培养了我较强的表达能力，以至于我的大学老师后来评价我道：〃只要是你明白的事情，你总能给别人讲清楚。

你是一个天生做老师的材料。

〃

我的中学最后一个班主任彭延新老师，在我的头脑中印下了基本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方法…尽管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