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也必须定期汇报、伦敦情报机构负责人随随便便就把“争取核裁军运动”

声

势浩大的抗议和反对部署飞航式导弹的妇女运动都记在了自己的功劳簿上。

西方部

署飞航式导弹能引起这样大的抗议浪潮，总部一开始对此就持怀疑态度。

因为苏联

也有五0枚中程导弹是对准西欧的，而且每枚导弹装有3个核弹头。

但当由“和平运

动”

组织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全面展开时，不知为何总部又认为，这是它“积极行动”

的功劳。

1984年夏季，从莫斯科休假回来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明显感觉到，核导弹攻击间

谍战的优先地位正逐步丧失，对于总部领导们着迷的“突然核袭击危险”

一事，无

论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还是外交部都不再支持，就是在总部内部，似乎也有

所降温。

1984年年底，在两个主要的危言惑众的军人退役后，对核导弹攻击间谍战

的关注就更加少了。

　9　月，　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好像是因为

“非党性行为”

被调出莫斯科。

3　个月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离开人世永远

告别了这个岗位而接替他的谢尔盖·索科洛夫也未能成为政治局委员。

在核导弹攻击间谍战期间，世界并没有走到核深渊的边缘。

但在西方进行导弹

演习时，世界虽没经历核威胁，却无论如何是接近了核战争的边缘，它远远超出了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危险。

程度。

在经历了这场危机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有苏联未来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显然，他那时已作出结论，认为缓和

东西方关系是最主要的政治优势。

1984年10月。

西方记者报道说，戈尔巴乔夫赞成

“为回到谈判桌上所采取的应急措施”

。

第十四章　　戈尔巴乔夫时期

（1983－1991）

1984年的最后几个月，戈尔季耶夫斯基和伦敦情报机构都已知道，克格勃拥护

候选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奄奄一息的契尔年科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