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围攻造反派，加之挑动农民进城包围造反派，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

造反派当然要武装，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

江西的例子就是军区、军分区允许、怂恿、策划发枪给保守派，并开枪打人，并且与农村结合，包围城市，发生了蓬塘、赣州最大的‘七·一〇’流血惨案。

军区几个连的枪都被抢了，双方达成协议，说不抢了。

造反派最遵守，不抢了；但是我知道保守派尚未交出来，我们建议就地封存。

我们对造反派给予信任，保守派不敢动了，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因军区失掉了威信，就另调野战军，野战军部队一分散，保守派又来夺野战军的枪，如萍乡、南昌。

我们决定严厉规定，向所有同志声明，野战军的枪不能夺，人不能抓，更不能打，不能冲机关，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坚决遵守，在这个问题上要考验左派。

我可以告诉大家，国内调动野战军，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命令，林副统帅同意的。

这样你还要夺枪，还要抓人，这就是无政府了。

我今天举江西的例子，由于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保守派，造反派抢枪是有理由的。

长沙地区的造反派那么多还抢枪就不应该。

一定要建立革命的新秩序，革命的进程一定要有计划。”

江青想，为什么同样的话，到了我江某人嘴里就是罪行，在周恩来口里说出来就是所谓错误，甚至连提都不敢提？这难道不是因人而废言又是什么？她又想起了那个江文曾经提到的贺龙问题上她讲过的话，她的确不记得了，但是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她是知道的，而且她至今认为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她自己，他们都没有什么错误。

在对待贺龙的态度问题上，周恩来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凌晨接见体委总部和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代表时，也讲得非常清楚：

“毛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

你们写过信要将贺龙揪出来批斗，主席不批准怎么办？我们不是拿主席的话来压你们。

你们知道了，就不要去揪了。

贺龙他制造材料，说他是一直跟毛主席定的，是一贯正确的，这当然是不对的，你们要攻他的要害。

南昌起义是贺龙参加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打了第一枪，虽然那时他不是党员，但我们还是欢迎的。

当时他在二军，叶挺是在十三军，南昌暴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没有发动农民，没有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在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犯了政治错误。

一是城市观点，另外是依靠外援，请苏联帮助，这两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所以最后失败了，贺龙的军队全垮了。

到了海、陆丰搞农民运动，留下朱德同志。

林彪同志在留下的部队里当营长，陈毅也在，经朱德同志拉到井冈山，得到毛主席的领导。

尽管朱德犯了很多的错误，毛主席说这一点是有功劳的，所以今晚的宴会他就要参加而贺龙就不能参加。

这就是区别对待。”

江青曾经问过周恩来：“《洪湖赤卫队》里写贺龙的事迹是不是那么一回事？”

周恩来说：“实际上不是贺龙，贺龙在湘西桑植建立根据地，八一武装起义以后，中央开了八·七会议，决定搞秋收起义。

派了两三个人到洪湖搞发动，派的是和林彪同志在一起学习的段德昌同志，段把它搞起来了。

贺龙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到江西，第二年底他们汇合了。

一九三〇年发展到李立三的路线，就搞攻打长沙，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失败，就又要搞第二次，毛主席不同意，段德昌两次都不同意。

结果攻打长沙失败了，贺龙拔腿就跑了。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搞肃反，第一个就把段德昌给杀死了。

实际上，段德昌是个很好的同志。

我们就这个问题和贺龙谈过话，他说这个问题上他不能负责任，完全把责任推给了政委夏曦。

你贺龙是头子嘛，这个公道吗？总之贺龙不是一贯正确的，在湘西的时候搞肃反扩大化。

贺龙在二方面军，推动张国焘北上与四方面军汇合，这是一功，但不是一贯正确的。

毛主席为什么不要面对面的斗，这是战略问题，是主席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