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能证明林彪一伙的确是抄了他们的家。

如果我早就知道这事，林彪事件刚发生时，我们也会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因为这和抄刘少奇的家不同，抄他们的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

江青辩解说。

审判员黄凉尘又问被告：“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月，你和谢富治一道到叶群的家里，把抄家搜来的材料当场烧毁，这是不是事实？”

江青回应说：“不知道。

我已经说过了，那些材料都是发表在报刊上的东西，有什么烧的必要？值得那么大动干戈吗？我知道有那么几个林彪的死党会作证明的，证了半天证出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我江某人当过演员，拍过电影，还和一些电影界的名人有过什么关系，等等。

这些东西有很多是胡说八道。

不错，我为了掩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有时故意要和一些圈子外的人周旋、来往，这在地下革命的工作中是正常的允许的，有什么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法庭随即宣读了空军司令部原党委办公室科长卫球的证词，证明江青参与了烧毁材料的活动。

接着，法庭又传来原林彪办公室秘书、江青烧材料的见证人道根生出庭作证。

岁月已经使这个当年满头黑发的年轻人变得老成了，他指着江青说：“当年叶群烧毁材料时，江青在一旁踱着步子，监看着焚烧。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女检察员王耀青又慷慨激昂地发言了：“被告人江青对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的犯罪事实，回答说她不知道。

但是，上述的人证、物证说明，她是知道的。

法庭调查证明，江青指使人非法搜查、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

她的活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遭受抄家的五个人，后来受到严重的人身迫害，郑君里、顾而已受迫害致死，赵丹遭冤狱五年之久，陈鲤庭被诬陷为特务。

江腾蛟对郑君里等五人进行人身迫害，是犯罪行为。

这件共同的犯罪行为，也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共同残害人民的明证。

值得提出的是：江青在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的时候，不只是这一件孤立的事情，还有其他的人证可以看出，江青的犯罪行为，是有预谋的一个整体。

我建议提出吴法宪来作证，看看江青的另外一些罪行的过程，对此也是一个旁证。”

吴法宪摇摇晃晃地出来了，他眯缝着眼瞅了瞅江青，又对着法庭说：“我在江青和林彪指挥下，干了许多反革命的坏事。

江青是罪魁祸首，我是江青的帮凶。

我除了参与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非法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家的犯罪活动外，还替江青干了几件反革命的事情，现在我再揭发其中最恶劣的。”

江青对吴法宪的揭发不屑一顾，鼻子一哼，说：“我能受到这些叛徒们的反对，感到无限的光荣。

这更说明了我们当年对林彪的这几个死党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我们手软了。

吴法宪说什么，我洗耳恭听哪。”

“第一项，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说她接到上海的一封信，反映上海公安局把她的材料弄到社会上去了。

她把我叫到她那里，让我去抓人，另外去收材料。

她指定要抓上海公安局的领导干部梁国斌、黄赤波、王鉴等人。

我当时曾经告诉她：我不了解上海的情况，上海也没有人听我的话。

陈伯达也在场，他说：‘不要紧，我给你写个信，给你个委托书。

’陈伯达马上拿起纸，写了封信给上海。

到了上海以后，我把受权书给张春桥看了，张春桥表示全力协助。

结果，按照江青的旨意，梁国斌、黄赤波、王鉴，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被抓到北京来，江青把他们关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