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说：“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发动群众，搞一场运动了。”

“这场斗争，看起来是一个胡风的问题，其实通过胡风要教育一下文艺界所有的人。

对秀才们不一定要用棍子打，杀鸡给猴看就足够了。”

毛泽东划着火柴，点燃一支烟卷，很有滋味地品了一口，接着说：“我从来不怕什么秀才造反。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我看，十年也不成。

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们的反动言论如果不及时批判，会影响其他，这才是最可怕的事。

所以，对这种反动的思想，要在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要除掉，不能让它产生气候。”

“我明白了。”

江青对毛泽东的这种大家气度，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些年来，她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她很想在一定的时候，试一试她的这种指挥作战的才华。

本来，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她表现的极好时机，但收尾却是这种局势，她感到了一种难以启唇的羞辱和愁扰。

那天，毛泽东又把前头的段落作了若干修改，吩咐江青叫人抄出来。

这样，原来由周扬等人认定是一个属于人民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和小集团的问题，被上升到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了。

原来的按语，无论是内容还是词汇，都是很温和的，现在一弄，整个气氛大变了。

三天后，即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

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天下午，来我处一商。”

当晚，周恩来打电话，询问关于胡风按语的起草情况，他的话语很谨慎：

“如果主席对胡风的问题作了考虑，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

不过，考虑到胡风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在研究他的事情上是否给他一条出路，请主席深思为盼！”

江青说：“胡风的问题现在显然已不是什么简单的‘文艺思想’的范围了。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看，胡风于一九二八年跑到日本，一九三二年春在日本被监禁了三个月，后回到上海，混进左联，伪装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段历史是可疑的，我们还应该查清。

主席的态度是继续揭露这个反党分子，其余的问题等揭开以后再定。”

周恩来表示：“那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吧。”

这样，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到六月十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江青替毛泽东起草，毛泽东也亲自写了一部分按语和序言。

毛泽东指出：“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上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经江青起草、毛泽东修改后的批示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

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

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除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批判胡风和他的集团的同时，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又有相当一批人落到了和胡风一样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