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却爱水，尤其喜欢游泳，于是搬进了游泳池住。

那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地方，但为了让他住的舒坦和安全，周恩来派人考察一番后作了比较大的整修，以后毛泽东找人谈话就改在这里了。

江青每个星期都要到这里两、三次，她把游泳池称为“二〇二大院”

，她自己在中南海的住处则叫作“二〇一小院”

。

除了宽敞的客厅外，她的书房在所有的住处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她让人给她把书作了统计，仅她自己作了记号的藏书已多达近万册。

一九六七年元旦之后，毛泽东特意来到她的书房，对她的藏书评头论足，作了赞许。

然后话题转到了各省、市的文化大革命安排上。

“现在到了夺权的时候了。”

毛泽东说，“文化革命经过半年多的准备，阵线已基本分明。

依靠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继续工作，不会再有益处，必须来一个从下而上的夺权斗争。”

江青记得，毛泽东最初提出夺权的概念，是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

那时，他还提出了“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

的论断。

到了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在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时，再次肯定了要解决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前夜，毛泽东称他批准广播和发表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

。

在江青和许多人看来，毛泽东实际上是已经考虑用公社形式代替所谓旧的国家机器了。

想到这里，江青对他说：“夺权斗争一定要抓典型。

各省、市的条件中，上海和山西比较成熟。

上海由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去抓，山西则有刘格平同志去搞。

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很快，自从刘格平向中央揭发了薄一波、安子文在一九三六年的北平反省院写《反共启事》的问题后，实际上端出了刘少奇的叛徒问题。

专案组和小将们几次审讯、批斗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这些人，他们都把责任往刘少奇身上推。”

“那好么，让他们狗咬狗。

当走资派的队伍分化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掌握最恰当的时机发展自己、巩固自己。

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包括过去还想观望、等待的那些老右们也都坐不住了，看了《反共启事》和薄、安、杨等人的材料，都说没想到刘少奇是这种人。”

毛泽东满面春风地说，“看来，对付党内走资派，唯有借助红卫兵和人民群众的力量。

等走资派往下堕落和灭亡时，革命派会闹得更凶。

我看了各省、市的一批材料，都是很有趣的。

四川省出了一对革命的夫妇，就是刘结挺和张西挺，听说多年来也是受他们迫害的。”

江青说：“我让王力查了他们的档案，文化革命前开除刘结挺党籍，是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的。

他们小题大作，抓住刘、张两口子的一些问题，硬要把人往死里整。”

“那就要翻案呢。”

“山西对待袁振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