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场即便不说前所未有，最起码古今罕见，更为重要的是，至今尚未，甚至不可能有定论的大饥荒，猝然降临中国大地……

纵观全国，河山省的灾情算不上最严重，但也够一呛。

以1960年度为例，全省因天灾人祸，或者人祸天灾，造成粮食作物减产约三十亿斤，且分布很不平衡，总体来讲，南部情况稍好，可以勉强自给自足，甚至略有盈余。

北部各地市就比较麻烦了。

这里旱田居多，地力贫瘠亩产偏低，一有风吹草动立刻亮红灯，较正常年份水平减产自三成至一半不等，个别地方几乎绝收。

算笔总账，即使按照维持生命的最低热量消耗计算，河山全省次年度口粮缺口，至少也在十五亿斤上下，为此，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整天泡在北京，各种关系都用尽了，最终也只争取到八亿斤。

其中马上可以调拨的只有两亿，另有两亿明年初陆续到库，其余都是“期票”

，要等夏粮下来再说，到时候贴不贴现，贴现率多少，还不一定呢……

10月底，河山省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州召开。

会议开始前，省委主要领导先内部碰了个头，将赴京“公关”

成果，以及省内粮食征收工作的最终数据，进行了简单汇总。

其实，算不算大家心里都明白，省委手中掌握的机动粮，现货期货都加在一起，与实际需要比起来，乐观些左支右绌，悲观些杯水车薪。

而这，省内那些受灾严重的市县领导，显然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知道的。

他们无一例外，都背负着父老乡亲望眼欲穿的期望，以一种近乎悲壮的心态，踏上赶赴省城讨要救命粮的征途。

以四海市为例，灾情最严重的白门县，虽然刚收完秋粮不久，但仍然天天在饿死人。

作为重点区县党政一把手，县委书记盛纪和县长孙敬先，应邀随市领导一同赴会，离开白门以前，全县上下近万人夹道饯行，解放前就在这里打游击的盛纪“妆泪红阑干”

，当场给老少爷们儿跪下了，要不到粮食，绝不回沙家浜……

可没想到，会议刚一开始，风向就变了。

事情的转折点，是时任河山省副省长兼粮食厅（后并入商业厅）厅长蒋书存的一次发言。

发言中，他讲了刚刚从妹夫那里听来的一件事：

蒋书存妹夫姓关，早年间留过洋，建国后进入外交部系统，派往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任秘书。

1954年“日内瓦会议”

和1955年“万隆会议”

，让当时尚未建交的中美意识到构建沟通管道的必要性。

两国随即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大使级会谈（直至尼克松破冰），地点定在华沙，由双方驻波兰外交机构直接负责，蒋书存妹夫也有幸参与其间。

60年代初，获悉中国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饥荒，肯尼迪总统通过美驻波大使比姆（兼会谈全权代表），向中驻波大使王炳南转达口信，表示愿意低价出售五百万吨小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