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9年7月从学校毕业，当时中央航校迁至云南，已经改名为空军军官学校。

父亲来昆明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在巫家坝机场，蒋校长为我们一百多名学员颁发证书，颁授空军佩剑。

父亲作为家长代表上台致词。

我们驾驶“老道格拉斯”

做飞行表演，意气风发，迫不及待想冲向战场。

大合影里，我站在倒数第二排，从照片看不清脸，后面拉着横幅：风云际会壮士飞，誓死报国不生还。

父亲说他以我为荣，尽管去施展拳脚为国尽忠，但要生还，要平安归来。

我默然点头，却不敢承诺什么。

温琰在大轰炸中失踪，父亲和青蔓遍寻重庆找不到人，她还活着的希望随时间推移越来越低，我已心如死灰。

正式编入作战部队后，我把自己当做尖刀利器，剩下半条命的价值就是对抗日寇，打到底，打到死。

倘若有幸活到胜利那天，我会走遍神州大地寻找琰琰，一年为限，找不到的话，就去陪她，免得彼此孤单。

父亲离开昆明前夜与我秉烛长谈，他怕我消沉，刻意避谈温琰，而询问了许多关于前程的话题。

当初我报考空军，纯粹是为抗日，可军校的政治课程却让人感到非常不适。

他们歪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树立蒋校长独裁思想，对此我始终心怀抗拒。

从军效忠于国，并非效忠于某个人物，对吧？

我所见到的，还有党国内部充斥着无能和腐败的现象，后勤部门的长官盗卖零件、汽油，使地勤工作全无保障，飞机经常发生故障。

我们不怕死，不怕苦，更不是没有人才，然而装备落后，远远无法与敌机抗衡。

在大后方，成都遭受空袭的损失仅次于重庆。

我的同学和战友陆陆续续牺牲，有的甚至遗体摔得粉碎，以至于无法收殓。

我侥幸活了下来。

某次与敌机缠斗，子弹全部打光，就用手枪射击，最后连手枪的子弹也没了，我突然下定死心跟他同归于尽，接着迎头撞去，对方却仗着飞机性能的优势巧妙躲开。

我的一位同学，因为飞机陈旧失修，两次遭遇机械故障，不得不弃机跳伞。

那些飞机不少是由各界同胞集资捐献，他心疼愧疚，发誓绝不跳第三次。

谁知某回警戒飞行返航，他的飞机又发生严重故障，而他没有服从跳伞的命令，与飞机一同坠落地面，机毁人亡。

……

无法排解的压抑将我逐渐变得沉默寡言，我想我成了另一种行尸走肉。

39年底，我随大队从成都转战广西，参加桂南会战，支援在昆仑关战斗的陆军。

我们掩护第一大队的轰炸机出击南宁东北40千米处的昆仑关敌阵，夺取制空权，保护我地面部队不为敌优势空中力量所伤或限制行动自由。

1940年初，我在掩护苏联志愿军执行轰炸任务时负伤，数月后成都空战再度负伤，也许战死是军人最光荣的归宿，我等着迎接那一天。

盛夏，青蔓突然带来温琰的消息，把我从死水中打捞上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