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喂！

对方也盲目地用一种飘忽的高声说：喂喂！

这不是大毛的声音。

这是大毛他们学校的传达室。

传达室也要在证实了我传呼谁之后再去叫谁。

他们的传达可能比我们的年轻，走路比较快。

我听见一个有力的脚步来了，我的心提了起来，接着还是那个盲目的声音，它简单地无情地对我说：他不在。

电话就被挂断了。

我回到学校的确是晚了一点，大门叫不开。

我只好从大门上面翻过去。

当我正骑在大门顶端的时候，传达室的老头出现了，他用手电简直射我的眼睛，牢骚满腹地说：如今真是不像话！

女生在外面鬼混到深夜才回来，还会像土匪一样地飞檐走壁了！

我没有再敢出去打长途电话。

我对长途电话的畏惧超过了对传达室老头的畏惧。

长途电话与传达室老头加在一起的麻烦超过了我对大毛为什么给我来电话的好奇。

几天以后，我应邀去一个医生家作客。

这位医生是我的第一个实习老师。

我在武钢一栋宿舍楼的楼道里遇见了大毛。

大毛和黄凯旋正在下楼，他们大声地说笑着，带着洗头之后的香皂的气息。

大毛看见我之后站住了，摇了摇头，又眨了眨眼睛，像话剧演员那么强调地说：真的是你啊！

大毛是这天下午刚到武汉的，是黄凯旋开着单位的车去接的他。

他就住在黄凯旋的家里。

他说准备明天上午去我们学校的。

大毛急急忙忙地解释着。

我们都没有因为巧遇而改变我们这天晚上本来的计划。

他是要和黄凯旋去看电影《城南旧事》的，据说这部电影非常好，黄凯旋特意为欢迎他而好不容易弄来了票子。

我则想都没有想是否应该去对那位医生说一下，更改一下接受邀请的时间。

大毛在电影院遇上了他以前的好几个朋友。

他的朋友好像到处都是，来得非常容易。

这样，大毛就被他的朋友接走了。

他们去游览了黄州文赤壁和蒲折武赤壁。

大毛让黄凯旋来问我愿意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

我说不愿意。

我和黄凯旋说话比较随便。

我说我又不认识大毛的那些个朋友。

黄凯旋说你呀你这个人，我就知道你不会去的。

其实你去了不就和大伙认识了？我说我要认识那么多人做什么？黄凯旋说其实大毛是特意看看你的，他分配在北京了，工作以后就没有时间了。

原来大毛给我打电话就是急于告诉我他的分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