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说：“不找农民工找谁？现在城市里的人，谁还吃得这种苦？”

泥工做地面瓷砖，忘记塞住地漏；待我们发现，又要敲掉瓷砖；则水泥、瓷砖、工钱等等，又得支付一次。

我们找张华，张华再找经理，便只有声嘶力竭地叫嚣了：“伙计啊！

你别忘记是有合同的啊，我们要去法院告你！”

经理起初还勉强承受，到了被张华指上鼻子指上脸，腾地叉了腰，说：“好吧好吧，去告吧。

我好怕。

我的卵蛋都已经吓破了。”

张华说：“你这个婊子养的东西！”

张华到底是女人，粗话说不过男人；便拔脚跑回自行车棚，一屁股坐下，想想，觉得她从热心快肠做好事开始，落得现在是一身狗屎一身腥，也不知道怎么收场，便举了巴掌，把自己脸一打，嗷嗷地哭了。

我们又只好赶紧宽慰张华。

自然也有人，不愿意安慰张华，气鼓鼓地离开自行车棚，还留下带刺的话，说谁知道是不是有人暗地里得了好处，才鼓捣了这么一个拆烂污的装修公司。

张华又只好打自己的脸，打得面红耳赤，哭得肠断气绝。

好在时间就是时间，它总是不会停顿。

自行车棚里挂着一只圆型的石英钟，不管人间多少事，也不管张华怎样痛哭流涕，它从容不迫地走着，走着，这是一种铁定；装修工程，却也随着铁定的时间，在这乱七八糟的混战之中，渐渐完工。

电工做完了活，拿了钱，走了。

管道工做完了活，拿了钱，走了。

泥工做完了活，拿了钱，走了。

木工的活路多一些，要做的长一点，长长短短，也是陆陆续续地走了。

最后是油漆工，在日日的抱怨与争吵中，也还是要走的。

这样一些农民工，来的时候，是陌生腼腆面孔；走的时候，却千人一面，个个都是要钱的铁面孔。

花桥苑的大家，竟如送走了瘟神一般。

有一些工人，也还是吃过人家的许多香烟和酒菜，连我都几次炖了肉汤送给我家工人，不知怎么，好意没有留下一点点；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麻木不仁，都无一点熟面的热络，也无打过交道的客气与尊重，这比装修本身的麻烦更让我暗自心惊。

我小时候，吃夜宵，拿了搪瓷碗，跑半条街，特为要买王麻子的豆浆；那王麻子把做生意当作做生活，为人十分小意，凡吃他豆浆的人皆是他的客，回头再买豆浆便都要多给一勺；把你的碗装得满满的，还叮嘱小孩子当心，不要撒泼了，不要盯着碗走路，要看着前面的道走路。

我们小女孩，盼过年，主要原因之一是有新衣服穿。

进了腊月，我外公家总是要把裁缝请来家里，住下，为一家老少翻旧裁新，孩子们都得新棉袄花罩衣，年年请的都是去年的裁缝。

进门双方都欢喜，互相作揖打躬，我外婆必定要说：“又要辛苦你了！”

裁缝师傅也必定要回礼，说：“哪里哪里，是我又要沾您家的光了。”

我儿时的中国，就像一位家道中落，流落民间的大家闺秀，尽管此前多少年青春岁月，都是兵荒马乱饔飧不继的日子，却依然敦厚蕴藉，举手投足，皆见生活的美意。

要人见了人，有亲切；要人与人之间，有信义；做买卖是讨生活的手段，只是一个银钱的进出，没有更多意义的，更要紧更长远的，便是要把事情做出喜气与吉利来。

所以民间百姓，都懂得这么一句话，说是：买卖不成仁义在。

却说现在我们花桥苑，十六家的装修如同打了一场人民战争。

其实到头来，房子也还是装修了，农民工也还是赚钱了，结果却是两败俱伤，人人都恶心厌世。